Cdr股票究竟起源于哪些法律和市场的双重需求
中国存托凭证（CDR）的诞生源于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，其本质是通过跨境证券托管机制，将境外上市公司股票转换为境内可交易凭证。这一金融创新既满足红筹企业回归A股的需求，又为境内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投资渠道，核心驱动因素包括科创板制度创新、中概股回归浪潮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。
政策背景与制度设计
2018年证监会明确CDR作为“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在境内发行的代表其基础证券权益的凭证”，其法律框架融合了《证券法》对存托凭证的定义与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特殊规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首批试点企业需满足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或研发投入占比15%以上的硬性门槛。
实际操作中采用三级托管模式：境外基础证券由存托人（通常为商业银行）托管，再通过中国结算转换为境内流通凭证。这种设计巧妙地规避了直接修改《公司法》关于股票注册地的限制，体现了“监管套利”的智慧。
与ADR的基因差异
尽管借鉴了美国存托凭证（ADR）的形式，但CDR在发行主体（仅限创新型企业）、转换机制（初期不可自由兑换）及投资者门槛（部分产品要求50万元资产证明）等方面展现明显中国特色。2020年九号公司首单CDR上市案例显示，其发行价比美股基础证券溢价12%，反映市场对差异化定价的接受。
市场需求的深层动因
2015-2020年间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境外IPO规模达万亿级别，但A股投资者难以分享成长红利。CDR通过“商业存在”模式，使境内投资者得以合法持有境外权益。根据上交所数据，CDR试点初期吸引逾3000亿元存量资金准备入场，直接推动科创板流动性提升27%。
当前运行的现实挑战
截至2025年，CDR存量规模仅占A股总市值0.8%，流动性不足问题突出。小米2022年CDR日成交额常不足港股10%，暴露出做市商制度与跨境套利机制的缺失。外汇管制导致的价格传导阻滞，使得CDR与基础证券价差最高曾达34%，远超国际成熟市场5%的正常水平。
Q&A常见问题
CDR与普通A股在股东权利上有何本质区别
存托凭证持有者仅享有基础证券对应的经济权益（分红、增值），但投票权需通过存托机构间接行使。2024年蔚来汽车CDR持有人就因无法直接参与ESG议案表决引发争议，这涉及到穿透式监管与跨境法律协调的深层次矛盾。
哪些因素影响CDR与基础证券的价差收敛
除汇率波动外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、跨境套利成本（目前约需缴纳0.5%换汇溢价+8%预提所得税）及两地市场情绪差异构成主要变量。2023年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后，中概股波动率下降使价差收窄至15%以内。
未来CDR会否扩展至非创新型企业
证监会2024年《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白皮书》提及研究扩大试点范围，但需平衡外汇储备压力与企业质量。当前更可能先行放开港股二次上市企业转换通道，如理想汽车已进入储备名单。
